鄒容

革命的馬前卒

鄒容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１８８５年生，四川巴縣人。

鄒容六歲進私塾，十二歲參加縣里的童生考試，因主考官出生僻題目刁難考生，他非常氣憤，用拒考進行反抗。１８９８年，在重慶跟日本人學習英、日語，獲得機會閱讀資產(chǎn)階級的書報，接觸到西方民主學說，吸收新的思想，打開了眼界。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變法，使鄒容大為激動，他很同情維新派。在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如饑似渴地讀了天演論、時務報等新學書刊，增長了民主要求，開闊了政治視野。變法失敗，鄒容悲憤異常，對主張流血變法、慷慨就義的革新志士譚嗣同特別敬仰，常懸其遺像于座側(cè)，并題“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后來者，繼起志勿灰”的悼念詩以自勉。

從此，少年的鄒容便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于科舉功名的父親宣布，“臭八股兒不屈學，滿場兒不愛入”；提出了“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的疑問，勇敢地反對封建科舉制度。他在重慶經(jīng)學書院學習期間，對孔孟儒學進行了大膽的抨擊，“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因而被書院開除，此后，他更加鄙棄“舊學”，一心向往“新學”。

１９０１年夏，鄒容到成都參加官費留日學生考試，被錄取。由于鄒容敢于接受新思潮，主張革新，清四川總督奎俊竟以“聰穎而不端謹”的罪名，在留學生臨出國前宣布取消了他官費留學的資格。

鄒容被開除后，毫不氣餒，更加堅定了到外國去追求新知識的決心。他于同年９月，到上海進江南制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補習日語，準備自費到日本留學。在廣方言館學習期間，他日益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看到祖國大好河山淪落在外國侵略者的鐵蹄之下，而同學中某些人卻只知升官發(fā)財、對祖國的安危無動于衷，他極為憤慨，曾書寫別人的詩，借以述懷：“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凄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鄒容在爭取自費留學的過程中，遭遇到親族的種種阻撓，他舅父劉華廷以譚嗣同被害為例相恫嚇，并以“將英文讀好”，“吃著不盡”（意即當買辦）相誘惑，要他放棄留學。鄒容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堅定意志，他認為劉是“一直頑固，所發(fā)之論，全無生氣”，“總總謬論，不堪入耳”；并果斷地表示：“雖粉身碎骨不計，乃人之義務也！”沖破了重重阻力，毅然踏上自己選定的道路。

１９０２年春，鄒容到了日本，進東京同文書院學習。他結(jié)識一些具有先進思想的革命青年，又閱讀了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及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積極參加留學生的革命運動。１９０３年的春節(jié)，留日學生在東京舉行團拜大會，鄒容在會上發(fā)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號召人們反對腐朽的清朝政府。此后，凡留日學生開會，他每會必到，到必爭先演說。為了傳播革命思想，喚起國人覺悟，他還參照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及美國獨立的自由平等學說，結(jié)合中國情況，開始著手編寫鼓動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通俗讀物革命軍。

鄒容革命的馬前卒

當時，清朝政府的南洋學生監(jiān)督姚文甫，在日本破壞留學界的革命活動，迫害留學生，作惡多端，民憤甚大。１９０３年３月，鄒容乘姚生活腐化激起眾怒的時機，偕同幾個留學生痛毆姚文甫，并稱欲取其頭，姚哀乞?qū)挻?，鄒說，“縱饒汝頭，不僥汝發(fā)辮?！睂⑵滢p發(fā)剪掉，懸于留學生會館的正梁上，并在其旁大書：“禽獸姚文甫之辮?！笔潞螅ξ母νㄟ^清政府駐日公使準備對鄒加以謀害，他被迫回國。

這一年４月，鄒容回到了上海，住在“愛國學社”，和章太炎建立了友誼。鄒容的志氣和才能得到章的賞識，被親昵地稱為“小弟”。在章太火的幫助和影響下，鄒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漸成熟，積極參加“愛國學社”的各種活動，１９０３年５月，他在張園召開的拒俄大會上，就反對沙皇俄國對我東北三省的侵略問題，發(fā)表議論，滔滔不絕，深獲與會愛國者的好評。之后，他針對?；逝山M織所謂“國民議政會”，妄圖將拒俄運動引入立憲歧途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據(jù)理駁斥了他們散布的謬論，并勸使受騙參加的愛國學生紛紛脫離他們的組織，狠狠地打擊了?；庶h人的反革命活動。同月，鄒容為了團結(jié)全國學生“鏖戰(zhàn)于中國前途”，還發(fā)起成立了“中國學生同盟會”，博得海內(nèi)外愛國學生的廣泛支持。

也就在這個月，他奮筆疾書，續(xù)寫舊稿，完成了富有戰(zhàn)斗性的宣傳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軍。全書約有兩萬言，分做七章，比較全面地論述了當時的革命諸問題。序末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章太炎為它寫序，稱它是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這本書由幾個革命黨人集資，于１９０３年５月在上海出版。

鄒容在這本充滿著愛國熱情的書中，以激烈的言詞，明白流暢、痛快淋漓的文字，無情地揭露了清朝政府反動賣國的種種罪惡，熱情地歌頌革命事業(yè)的偉大，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指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yǎng)、相生活于革命”。鄒容在這本書中大力宣揚了資產(chǎn)階級的革命主張，號召人民起來學習英、美、法等國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跟封建主義進行斗爭；并“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提出了結(jié)束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及建立“中華共和國”的革命綱領。雖然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在這本書中主要宣揚的還只是基本上的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革命加上不多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偏頗之處，但在當時，這種與改良主義針鋒相對的革命主張，深深地打動了無數(shù)愛國者的心弦，武裝了革命者，成為激發(fā)廣大人民走向革命的“教科書”。革命軍在辛亥革命的準備時期，起了“震聾發(fā)聵”的號角作用，它促進人們的覺醒，推動了革命高潮的到來。

清朝統(tǒng)治者對革命軍一書的問、世驚惶萬分，認為“此書逆亂，從古所無”，作者鄒容和作序人章太炎“勸動天下造反”，“尤非拿辦不可”。１９０３年，因革命軍而引起的所謂“蘇報案”事件發(fā)生。６月３０日章太炎被捕。鄒容不愿讓章一人承擔責任，憤然于７月１日挺身而出，慷慨入獄。他在敵人的會審法庭上，慷慨陳詞，堅強不屈，使敵人狼狽不堪。英租界當局竟無理地對他判刑兩年。１９０５年４月３日，鄒容在帝國主義的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獄中。時年方二十歲。“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這位年輕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在獄中，猶念念不忘革命事業(yè)的成敗。臨終之前，他在絕命詞中，渴望的仍然是“愿力能生千猛士”，埋葬清王朝。

鄒容死后，人們哀為“國殤”，很多人悼念他。革命軍一書的傳播更為迅速和廣泛，風行國內(nèi)外，各地紛紛翻印，印數(shù)達百萬冊以上，在清末革命書刊中占第一位。１９１２年２月，孫中山領導的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追贈鄒容為“大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