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顆雞蛋：走日本路線。閻錫山一直與日本保持著比較友好的關系。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誘閻投降未果，而閻想利用日本維持自己在山西的統(tǒng)治這一美夢也破滅了。

閻錫山自１９０９年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yè)以來，與日本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關系。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戰(zhàn)失敗后，他在日本保護下避居大連，并被日視為上賓，備受禮遇?；氐缴轿骱?，他之所以能夠頂住蔣介石的壓力，重掌山西軍政大權，很大一個原因就是由于他與日本的關系。

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９日，閻錫山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

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曾對閻錫山派去赴日考察的邱仰浚等說：“只要閻錫山永遠和日本親善友好，日本今后對他仍然盡力支持，給予應有的幫助?！闭怯捎陂愬a山與日本的這些關系，他在全國政界被公認為親日派。他自己也大言不慚地說：“在中國會走日本路線的，只有我閻錫山一個人?！比欢?，隨著日本對中國的步步緊逼，這種情況起了變化。

從１９３５年始，日本緊鑼密鼓地策劃華北“自治運動”，妄圖把包括山西、綏遠的華北地區(qū)從中國分離出去，再制造一個滿洲國的翻版。與此同時，日本壟斷資本也加緊對華北的經(jīng)濟侵略，大肆傾銷其廉價商品，掠奪原料、燃料及市場。而閻錫山在１９３２年東山再起后，為了表示自己不再與蔣介石爭天下之意，便全力以赴埋頭發(fā)展自己的官僚資本。在短短幾年時間內(nèi)便初步建起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這些新興工業(yè)急需有廣大的市場來支持，然而它卻迎頭遇到了兇猛的日貨傾銷，使閻錫山發(fā)展官僚資本，建立新興工業(yè)，扭轉(zhuǎn)山西不景氣經(jīng)濟的美夢化為泡影。

氣急敗壞的閻錫山再也顧不得日閻親善，公開指責日本轉(zhuǎn)嫁經(jīng)濟危機，損害中國新興工業(yè)的侵略行徑，要求日本對中國社會和經(jīng)濟的貧困負責。１９３５年，日本出兵侵入與山西唇齒相依的察哈爾，次年又直接策劃山西的近鄰內(nèi)蒙古“獨立”，開始叩響閻錫山一直視為禁臠的綏遠的大門，這對一直想當華北王的閻錫山形成了嚴重的威脅，日閻一向比較友好的關系開始緊張。

尤使閻錫山不能容忍的是日本對山西本身的覬覦，日本這種咄咄逼人之勢使他深感以前日本給他吃的“定心丸”已經(jīng)失效，他已成為日本直接打擊的對象，他在“三顆雞蛋”上的跳舞無法跳得平衡。為了保住自己的財產(chǎn)，維持自己的地位，閻錫山開始“守土抗戰(zhàn)”，以“守”來維持自己存在，既然要守，就得反抗日本的侵略，就得抗戰(zhàn)。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駐綏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指揮偽蒙軍再次進犯綏遠，占領大廟子和百靈廟。閻錫山?jīng)Q心“保衛(wèi)家園”，決定把自己最好的部隊置于傅作義的指揮之下，派兩個最能干的將軍趙承綬和王靖國去協(xié)助傅，進行綏遠抗戰(zhàn)。為了支援前線士兵，閻錫山將其父遺產(chǎn)８７萬元以其母親的名義捐給綏遠。在他的帶動下，晉軍將領、山西人民紛紛捐款。

在閻錫山如此盡心的支持下，傅作義也不負重望，取得紅格爾圖戰(zhàn)役、百靈廟戰(zhàn)役的勝利，肅清綏遠境內(nèi)的日偽軍，挫敗了日本妄圖建立偽“蒙古帝國”的陰謀。綏遠抗戰(zhàn)在整個中國激起了巨大的抗戰(zhàn)熱情，有影響的大公報稱“百靈廟大捷是整個國家的一次凱旋”。北平、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紛紛派選代表團攜帶巨款來到綏遠鼓勵閻錫山繼續(xù)戰(zhàn)斗，閻錫山成為風云一時的抗日英雄，“守土抗戰(zhàn)”成為山西抗戰(zhàn)的一面旗幟。

七七事變后，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山西地勢險要，素稱“華北要塞”，日本要完成其軍事上占領華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因此，日軍在攻陷平津之后，就分三路會攻山西。大軍壓境，此時，正受胃病折磨的閻錫山也不得不抱病抗戰(zhàn)，他在東起娘子關，沿太行山各要隘地區(qū)到百靈廟一線的防御陣地上進行軍事部署，希望能把日軍擋在雁門之外，保全自己的“領土”。但戰(zhàn)事起后，情況就不如閻錫山想像的那樣美妙，接連丟失南口、娘子關、忻口等戰(zhàn)略要地，太原失去了屏障，也于１１月８日失陷。閻錫山不得不向晉南撤離，失去了盤踞２０多年的地方。

日軍占領太原后，繼續(xù)向晉南進軍，在打通同蒲線后，便移兵津浦路徐州方面，山西局勢遂趨于相對穩(wěn)定。隨著中國抗日戰(zhàn)爭進入戰(zhàn)略相持階段，日本改變了侵華策略：對蔣介石的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集中力量進攻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jù)地。在這個氣候影響下，國內(nèi)一部分人在長期抗戰(zhàn)的困難面前也看不到勝利的希望，開始妥協(xié)動搖。與此相應，駐晉日軍也改變策略，提出“專打八路軍，不打晉綏軍”，還提議把掠奪的西北實業(yè)公司及其他工廠的財務還４９％給閻錫山，這對閻錫山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閻日矛盾得到一定緩和。當然，老謀深算的閻錫山在不到不降日就不能生存之時，他還不愿做汪精衛(wèi)第二，但他卻開始對日本采取消極避戰(zhàn)，保存實力的方針。

隨著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發(fā)展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與英美矛盾加劇，正在醞釀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急于從對華戰(zhàn)爭中抽身出來。為此，他們積極策劃建立“反蔣、反共、反戰(zhàn)”的政府，來作為讓中國屈服的工具，而閻錫山是他們認為比較合適的人選，于是加緊對閻錫山進行誘降。閻錫山此時由于發(fā)動“十二月事變”，威信掃地，不僅失去同共｜｜產(chǎn)黨的友好合作關系，而且自己部下又眾叛親離，更讓他恐慌的是：胡宗南正奉蔣介石之命，咄咄相逼，積極準備渡河占領閻的晉西老窩。

日本方面決定利用閻目前困難及苦悶，誘降、收買、聯(lián)絡晉軍，使閻投降剿共，以促使其他反蔣將領接踵效尤，最終導致重慶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崩潰。因此，日本陸軍省、興亞院、中國派遣軍等各有關單位對拉攏閻錫山工作非常重視，稱其為“對伯工作”，由華北方面軍的第一軍司令官松義雄中中將和參謀長花谷正少將負責。

１９４０年，日本先派漢奸白太沖偕日軍特務小林高安來打探虛實，隨后，又多次派人與閻錫山直接聯(lián)系，閻錫山也開始從對日妥協(xié)中尋找出路。面對日本的“秋波”，閻錫山也不“忍”拒絕，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將日本戰(zhàn)俘二人及其族孫閻立仁秘密護送至太原，表示對日軍的“合作誠意”。對此，日本兵務局長田中隆吉授意太原日軍，“只要閻錫山肯投降，要什么就答應什么，暫時不必斤斤計較條件?！边@樣，雙方開始進一步高級接觸。１１月，閻錫山派趙承綬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談判。趙承綬向楠山陳述了閻錫山指示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nèi)政原理”的四項原則，并提出讓日方先給閻裝備３０個團，其所需兵員、武器、彈藥、糧餉均由日方供給。在次年３月又一次談判中，趙承綬又代表閻錫山提出要日本讓出孝義縣的要求。

日本為了讓閻錫山投降，經(jīng)過討價還價，同意了閻錫山的部分要求，決定為山西補充３０萬兵力，由偽南京政府補充大批槍支彈藥及所需軍費，日本讓出孝義，于是閻錫山與日軍簽訂了“汾陽協(xié)定”?！胺陉枀f(xié)定”簽訂后，閻日雙方各自圍繞自己的目的加緊活動。日本由于即將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急需閻早日投降；而閻錫山卻指派趙承綬首先向日本要東西，雙方都要求對方早日履行“汾陽協(xié)定”。為此，日軍侵華頭子岡村寧次特地從南京飛到太原親自布置，但閻錫山深知公開投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肯輕易妥協(xié)。雙方函電紛飛，但毫無成果。

此時，在重慶的蔣介石對日閻勾結(jié)早已偵知，派人對閻錫山嚴密監(jiān)視，同時答應在兵源、物資上酌予補充。在晉系內(nèi)部，許多將領并不贊同閻錫山對日勾結(jié)，就連閻錫山最親信的趙戴文也表示：“我向來是一切都服從他，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币话愀呒壐刹考娂姳硎痉磳Φ囊庖?，請趙戴文去向閻陳情。趙戴文于是去見閻錫山，對他說，如果閻投降，他一定跳黃河而死，決不再跟閻回太原。閻錫山眼見投降日本太不得人心，不得不暫時放慢對日勾結(jié)的步伐。然而，日本是不會輕易放過閻錫山的。此時太平洋戰(zhàn)爭已經(jīng)爆發(fā)，日本在華兵力不夠分配，更急于把閻控制在手中，替他們統(tǒng)治華北。

于是，日軍軟硬兼施，一面要求與閻錫山親自談判，并警告閻談判“已到最后階段，不允許采取某些觀望態(tài)度”，一面在日軍防地范圍內(nèi)對晉軍進行掃蕩，給閻一點顏色看看。閻錫山在日本的炮火壓力下，驚惶失措，不得不同意與花谷正會談。５月１１日，花谷正與閻錫山終于在安平村窯洞民宅內(nèi)握手言歡。但在會談中，花谷正逼迫閻錫山在擬好的閻脫離重慶政府的投降宣言上簽字，閻錫山此時再也不能在投降和不降之間左右周旋，默然審閱宣言４０分鐘之久，決定拒絕。狡猾的閻錫山估計到情況不妙，生怕自己被劫持，會談休息時便不辭而別，談判遂告破裂。惱羞成怒的日本侵略者看到閻錫山“有合作之心”卻決無援助之意，只是“貪食物質(zhì)之大欲”，于是正式宣布廢棄“汾陽協(xié)定”。隨后，對晉軍進行嚴重的經(jīng)濟封鎖和激烈的威壓行動，擊潰了閻錫山的第三十四軍，并揚言要進攻吉縣，還到西安、重慶散發(fā)安平村會見之傳單，離間蔣閻關系。

閻錫山無奈，也被迫作了防御日軍進攻的準備，還虛張聲勢地提出“晉西大保衛(wèi)戰(zhàn)”的口號，動員所有力量開赴前線。

１９４５年８月初，日本軍國主義者預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便想單獨同中國媾和，以期緩和蘇聯(lián)紅軍和美軍對它的打擊。為此，日軍“華北派遣軍”參謀長高橋坦中將，由北平飛到太原轉(zhuǎn)赴孝義縣瑤圃村同閻錫山舉行秘密會晤，日軍代表在這里向閻錫山進行了最后一次誘降。高橋?qū)﹂愓f，日本即將宣布投降，希望閻錫山能早日到北京接管華北政務委員會的職務，更希望閻替日本軍向蔣介石重慶政府從中調(diào)解，企圖撇開蘇美英等同盟國家，直接向中國投降。

閻錫山以商人似的精明意識到這是一個恢復其在山西統(tǒng)治的大好時機。但在他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大為削弱的此時，要想恢復自己在山西的統(tǒng)治，單單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辦不到的。他打算借助日軍的殘余勢力來達到這個目的，于是，閻錫山提出寄存武力的設想。

所謂“寄存武力”就是日本把武力寄存在中國，日軍在投降前穿上中國軍隊的服裝，改成中國軍隊的番號，武器仍由日軍掌握，幫助中國軍隊“剿共”。此建議得到以城野宏為首一小撮不甘心自己失敗的駐晉日軍軍國主義分子的贊同，他們妄圖利用閻錫山作保護傘把軍隊殘留中國，等待時機，卷土重來。于是，兩者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演了一出“日閻合流”的丑劇，閻錫山派一度投敵當漢奸的趙瑞同日軍參謀巖田進行了秘密談判。

在談判中，閻錫山提出的駐晉日軍原封不動地殘留下來的方案沒被巖田等人接受，而只同意“個別發(fā)動”的辦法。雙方經(jīng)過談判，最后達成協(xié)議，依照自愿原則，駐晉日軍編成部隊歸于閻指揮之下，閻對于留用的日本軍人，全部給予軍官的待遇，在日軍現(xiàn)有級別的基礎上提升三級，以及其他方面的優(yōu)待，等等。

閻錫山對此協(xié)議非常滿意，迫不及待要求日軍幫他維持“治安”。為了欺騙人民和社會輿論，他將日軍武器上的特有標志擊掉，打上“晉”字鋼印，還把日軍出操時架槍的情況拍成照片送報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對閻錫山這種罪惡行徑不僅不加以追究，反授予“受降模范者”的稱號，予以獎勵。

閻錫山希望利用日本人來維持他在山西的統(tǒng)治不過是一個美夢而已，最終也沒能擋住人民解放軍的進軍步伐，這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也沒能在閻錫山的羽翼下逃脫最后覆滅的命運，隨著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發(fā)展，他們先后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消滅。在晉中戰(zhàn)役中，殘留日軍主力被殲，其殘余勢力在太原戰(zhàn)役中被徹底消滅，城野宏、巖田等人被俘，１９５６年被送上軍事法庭。

第二顆雞蛋：聯(lián)共又反共。不管閻錫山是支持犧盟會和新軍，還是制造反共“摩擦”，他的目的只有一個：保住自己在山西政治軍事舞臺上的主角地位。

閻錫山是要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而不是一顆，他要在三方的夾縫中維持自己的存在?？墒?，當日本人對他的地盤虎視眈眈，蔣介石又從未斷過消滅異己的念頭時，閻錫山感到借助共｜｜產(chǎn)黨的力量保衛(wèi)山西也許是一條保持自己存在的生路。他對人說：“東北失守后，張學良退出東三省，堅持抗戰(zhàn)的都是共｜｜產(chǎn)黨，沒有一個國民黨，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來，山西抵抗不了，蔣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辦？”言下之意，保衛(wèi)山西不得不依靠共｜｜產(chǎn)黨。

１９３６年，毛澤東給閻錫山寫了一封親筆信，由被俘的晉軍三九二團團長郭登瀛送給閻錫山。信中反復陳述紅軍的抗日誠意，針對閻蔣矛盾的激化，對閻陳說利害。與此同時，晉軍其他主要高級將領趙戴文等也收到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民主人士朱蘊山也兩次到太原向閻錫山進行疏通，這一切都對還在舉步踟躕的閻錫山產(chǎn)生很大影響。

但是，在蔣介石還在全力“剿共”的情況下，閻錫山不得不有所顧忌，因而他采取了“變通”辦法，即采取共｜｜產(chǎn)黨的某些進步措施和口號，任用一些從前是共｜｜產(chǎn)黨員，現(xiàn)在他認為無黨籍的共｜｜產(chǎn)黨員，有限度地動員人民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在這個政策的指導下，他支持山西進步青年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并親任會長。

隨后，閻錫山派郭挺一、梁化之去請共｜｜產(chǎn)黨人薄一波回晉共商保晉大業(yè)。對于趙戴文等不滿意他任用薄一波一事，他解釋說：“現(xiàn)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用第一等好人去做。而薄一波年輕有為，在山西進步青年中很有號召力，值得一用。”閻錫山此時并不知道薄一波是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到山西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知道了就不一定會這樣想。

１０月中旬后，綏東形勢日緊，閻錫山?jīng)Q定集中兵力擊退日軍的進攻，當他親赴洛陽向蔣介石尋求援助遭拒絕后，他決定尋求中共的支持。為此，閻錫山對他最親信的謀士們進行“民意測驗”，日偽要攻綏，紅軍要出綏抗日，若成為事實，我們守中立，還是助日反共，或聯(lián)共抗日呢？讓他們好好考慮，限期做出答復。數(shù)日后開會表決，到會３８人，３１票的絕對多數(shù)贊成聯(lián)共抗日。閻錫山看到聯(lián)共抗日成為人心所向，也加快了聯(lián)共步伐，很快與中國共｜｜產(chǎn)黨在共同抗日問題達成協(xié)議，結(jié)成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山西因此成為全國一盞抗日的明燈，吸引著全國的愛國人士。

七七事變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閻錫山與中國共｜｜產(chǎn)黨實行了進一步合作，努力抗戰(zhàn)。閻錫山與共｜｜產(chǎn)黨的合作除在軍事上雙方配合作戰(zhàn)外，重要的是通過犧盟會和新軍兩種形式。由于薄一波等一批共｜｜產(chǎn)黨人的努力，犧盟會在戰(zhàn)前發(fā)動群眾準備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犧盟會實際成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用閻錫山的話說：“這個犧盟會就變?yōu)樯鐣\動的團體了?！痹诖嘶A上，閻錫山又與中共開始合作建立抗日武裝?？箲?zhàn)開始以后，閻錫山看到自己軍隊腐敗，戰(zhàn)斗力不強，擋不住日軍，急于擴軍以應付危局。他找到薄一波說：“一波，戰(zhàn)爭開始了，還沒有兵，你看該怎么辦？”薄一波斬釘截鐵地說：“組織新軍，改革舊軍?！遍愓f：“舊軍是不好改革的，你就先組織新軍試試吧！”

１９３９年，閻錫山在秋林

在薄一波的發(fā)動組織下，閻錫山?jīng)Q定把軍政訓練班和民訓干部團的大部學員和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的一部分改編為“青年抗敵決死隊”一總隊，并舉行成立大會。決死一總隊是新軍正式創(chuàng)建的第一支部隊，其成員大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實行政委制。薄一波任總隊政委，下面大隊、分隊的政治指導員大部分是共｜｜產(chǎn)黨員，各級軍事指揮人員則由閻錫山的舊軍官擔任，以后新軍多次擴編。

在閻錫山同共｜｜產(chǎn)黨達成八路軍與新軍合作的協(xié)議后，八路軍給新軍大量幫助，有４００名以上的八路軍干部被陸續(xù)派到三十九軍工作，新軍實際成為閻錫山和中共合作建立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的軍隊。太原失守后，盡管接連喪師失地，但山西是閻魂之所系，離開山西，他將一無所有，只有堅持山西。而堅持山西，只有與共｜｜產(chǎn)黨合作，依靠八路軍拖住日寇，依靠犧盟會發(fā)動群眾，組織新軍，舍此之外，別無他途，于是他打破“十八縣”限制，在全省范圍內(nèi)加強同共｜｜產(chǎn)黨的合作。山西出現(xiàn)了武裝抗日高潮，成為當時抗日的模范戰(zhàn)區(qū)，形成全國抗戰(zhàn)中的“特殊局面”。當然，一直視山西為自己心頭肉的閻錫山，絕不容許任何人奪去它，當他發(fā)現(xiàn)共｜｜產(chǎn)黨在山西越來越有影響力，威脅到自己統(tǒng)治時，他便開始向右轉(zhuǎn)。

１９３８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蔣介石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體政策，在全國發(fā)動反共高潮，而山西新軍是要解決的重點問題。趙戴文親自到西安同何應欽會晤，雙方協(xié)議：“山西新軍問題解決之后，可換得中央３０萬法幣，兩萬新兵?！狈粗?，若解決不了，將撤銷閻第二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的職務，在蔣介石的慫恿和支持下，閻錫山加快了武力解決新軍的步伐。

１９３９年，日軍發(fā)動冬季攻勢，閻錫山命令決死二縱隊前去迎敵。在二縱隊準備向敵發(fā)動攻勢之際，舊軍卻從背后向二縱隊發(fā)動了進攻。隨后，閻錫山借口二縱隊政委韓鈞對他不稱長官而稱老師是叛變行為，通電全國，進行討伐，震驚全國的“十二月事變”爆發(fā)。

閻錫山按照事先擬定的計劃層層圍擊一縱隊，同時在地方上“掃蕩”犧盟會，摧毀犧盟會等抗日組織，先后殺害犧盟會洪洞縣縣長商希敏、蒲縣縣長李玉波以及隰縣、永和、趙城、等縣政府和犧盟會的干部，并把八路軍“晉西支隊”后方醫(yī)院的數(shù)十名傷病員也全部殺害。

對于這場事變，蔣介石一直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把手伸到山西，他借口增援，派胡宗南進軍山西，企圖借反共把閻錫山的勢力排擠出山西。此時，由于八路軍和新軍的反擊，雖然閻錫山“掃蕩”了晉西南，卻在晉西北遭到徹底失敗，而且除了一小部分兵力分離出來外，新軍其余３３個團全部離開閻錫山，晉東南反而讓中央軍乘機插了進來，地盤損失了四分之三，被壓縮在西南一隅。閻錫山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償失。

盛怒之下，閻錫山把趙承綬等撤職處分，這一來又引起晉系許多高級軍官的不滿，紛紛棄閻投蔣。閻錫山不僅眾叛親離，在政治上更是威信掃地：“模范戰(zhàn)區(qū)”的美稱宣告破產(chǎn)，“抗日英雄”的桂冠也被他踩在地上，許多進步人士紛紛棄暗投明，離開二戰(zhàn)區(qū)。蔣介石更是得寸進尺，得隴望蜀，閻錫山處于內(nèi)外交困之中。

就在這時，中共中央審時度勢，認為應該爭取閻錫山中立，不能使閻錫山與蔣介石聯(lián)合起來對付中共。于是，主動向閻錫山提議調(diào)停，和平解決“十二月事變”。閻錫山此時已明白解決新軍非自己力所能為，為擺脫困境，他同意談判。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中央派蕭勁光、王若飛前往秋林與閻錫山談判。第一天，閻錫山稱病未露面，只派了一個副官來。第二天又派一群記者去“采訪”蕭、王，仍不露面。到了第三天，再也躲不過了，只得露面，經(jīng)過談判，閻錫山不得不表示妥協(xié)，同共｜｜產(chǎn)黨劃界而治，晉西北為八路軍活動區(qū)域，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qū)。也許是領略到共｜｜產(chǎn)黨的強硬，在國民黨發(fā)動第二、三次反共高潮時，這位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鋒再也不敢輕舉妄動。

第三顆雞蛋：與蔣介石周旋。蔣對閻采取排擠政策，先是拉攏他手下的李生達，又拉攏傅作義，閻便施計殺了李生達。蔣、閻二人盡管貌合神離，但在反共一事上卻唇齒相依。

閻錫山盤踞山西，獨霸一方，蔣介石盡管是全國最高統(tǒng)治者，其勢力卻被排斥在山西之外，自然不甘情愿，因而時刻都在想如何吃掉閻錫山的軍隊，吞并山西。但一時也無可奈何，１９３５年４月，授予其一級陸軍上將。

紅軍長征到陜北后，蔣介石派自己得意門生嫡系將領湯恩伯等部進駐山西腹心地區(qū)，成立“剿匪”總指揮部，任命心腹大將陳誠為剿匪總指揮，乘機擴大國民黨中央在山西的勢力。正如國民黨中央軍的一個士兵說的：“嗨，我們不是來和紅軍戰(zhàn)斗，我們來是為了趕走老閻。”不僅如此，蔣介石收買拉攏閻錫山的各級軍官，挖閻錫山的墻腳，在晉南還策動“河東道獨立”，大有取閻而代之之勢。這自然使閻錫山與蔣介石的矛盾激化，于是發(fā)生了李生達被刺事件。

李生達，山西人，是閻錫山一手提拔起來的晉系高級軍官。但李生達并不滿足于山西這方天地，為了飛黃騰達，開始向蔣介石靠近，與蔣書信函電往來，互相饋送禮物。有一次李生達去南京，竟帶了汾酒３０００瓶，沁州黃小米５石，分送蔣介石左右及蔣中央要人，這種事情最為閻錫山忌諱，由此埋下了閻與李矛盾的伏筆。１９３４年蔣介石調(diào)晉軍一師兵力到江西參加第五次“圍剿”，閻錫山派當時任七十二師師長的李生達帶晉軍前往。

李生達率部到南昌后，蔣介石用第一流飯店、新式轎車、豪華宴會招待晉軍官兵，使晉軍官兵都覺得比在山西好得多。對于李生達，顧祝同更是酬酢往來，竭力拉攏，李生達赴南京見蔣，隨到隨見，蔣介石還送給李生達５輛小汽車和多項巨款，其拉攏分化之心不言而喻，這使閻李矛盾更加激化。李部開到江西后，軍餉和其他一切費用，除閻錫山照例發(fā)一份外，國民黨中央再撥一份，但要由山西轉(zhuǎn)發(fā)。閻錫山卻克扣了國民黨中央撥的款，只發(fā)自己規(guī)定之款額。最后還是李生達派人轉(zhuǎn)請蔣介石批準，才每人每月發(fā)給３５元。所以李生達部離心傾向十分嚴重，官兵都不愿回晉。

馮玉祥（左）、蔣介石（中）和閻錫山（右）

蔣介石派兵到山西“剿共”，命令閻錫山在其晉軍中挑選１５個團前往陜北剿匪，親自任命李生達為晉軍“剿匪”總指揮。晉軍的四分之一被帶走，且又是精銳，閻錫山著實心疼，但又不能不執(zhí)行。于是他想出了一條計策，一面派李生達準備率部渡河，一面又派人收買李生達的衛(wèi)士熊希月，在即將渡河的凌晨暗殺了李生達。然后閻錫山打電報給蔣介石，借口李生達被暗殺，軍心不穩(wěn)，請予緩期。蔣介石無奈，只好批準，從而暫時阻止晉軍入陜。

李生達被刺是閻錫山與蔣介石矛盾尖銳化的突出表現(xiàn)，但這還只是一個插曲。隨著日本侵略的日益緊迫，閻錫山和蔣介石在對日和反共政策上也開始產(chǎn)生一定矛盾。

閻錫山這時為了維持自己對山西的獨占統(tǒng)治，保住他慘淡經(jīng)營多年的財產(chǎn)，開始著手整理軍備，訓練干部，修建國防工事，準備對付日本，這些需要大量開支，閻錫山迫切希望蔣介石能給予一定的經(jīng)濟援助。但是這時蔣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其政策的重心還是要對內(nèi)加緊“剿滅”紅軍和各地實力派。因此，閻錫山的國防準備得不到蔣介石的積極支持。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由于日本頻頻向綏遠發(fā)動進攻，閻錫山害怕蔣介石又犧牲地方利益把綏遠和山西在沒有戰(zhàn)斗的情況下丟入日本手中，因此，他和傅作義赴洛陽向蔣介石請示“守邊御侮之計”。但蔣介石還是強調(diào)“攘外必先安內(nèi)”，要他們?nèi)套尀橹?，“必要時給點地方也可以?！睂τ陂愬a山的求援，蔣介石不僅斷然拒絕，而且還說：“我想山西閻先生有辦法吧！”閻錫山對此非常失望。

在這種依靠蔣介石中央政府無望，而人民群眾抗日情緒又高漲的情況下，他提出“守土抗戰(zhàn)”的思想，決心自己率領晉綏軍擊退偽蒙軍進攻，保持自己的“領土”安全，于是，有了綏遠抗戰(zhàn)。綏遠抗戰(zhàn)開始后，雙方連日激戰(zhàn)，戰(zhàn)事非常激烈，這可嚇壞了蔣介石，他心里沒有一點準備。蔣介石親赴太原，要閻錫山、傅作義迅速?；?，以免影響中央“剿共”政策。閻錫山對此非常不滿，反而進一步支持綏遠抗戰(zhàn)，贏得“抗日英雄”的美譽。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閻錫山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擔任第二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但是蔣介石對于抗戰(zhàn)并不是十分用心，尤其是對于山西、綏遠的抗戰(zhàn)，企圖借抗日消滅異己之心并未收斂。因此，不僅在財政上非常吝嗇，而且在戰(zhàn)爭中也不支持閻。閻錫山孤軍作戰(zhàn)，加上指揮不當，接連喪失雁門關、平型關等重地。忻口戰(zhàn)役開始后，為了獲得蔣介石的支援，閻錫山主動對晉軍開戰(zhàn)以來的戰(zhàn)斗不力引咎自責，并表示可以讓出省政府的一部分權力給蔣。

隨后，為了贏得蔣介石的好感，爭取更多的支持，閻錫山還遵照蔣介石命令，槍斃了六十軍軍長李服膺。李是晉軍將領中的“五臺派”，是閻錫山的親信，在南口戰(zhàn)役中反擊不力，又丟守天鎮(zhèn)，輿論大嘩。南口戰(zhàn)役總指揮湯恩伯為了推卸自己對南口戰(zhàn)敗的責任，在蔣介石面前狠狠地告了李服膺一狀，并在閻錫山面前痛哭流涕。結(jié)果，蔣介石嚴厲命令閻錫山“軍法從事”。這時，閻錫山也需要一個替罪羊來推卸自己失敗的責任，同時還想借李服膺人頭扼住晉軍潰逃之風振作前線士氣。這樣，李服膺便在忻口戰(zhàn)役即將開始時成了閻錫山的刀下之鬼，但這似乎并沒有博得蔣介石的多少好感。

忻口戰(zhàn)役打響后，蔣介石借口前線各軍必須統(tǒng)一指揮，“方能適機運用決戰(zhàn)”，要求閻錫山把指揮作戰(zhàn)全權交給衛(wèi)立煌，閻錫山不得不照辦。據(jù)當時有關電報記載，中央軍這時甚至發(fā)起過“倒閻運動”。１９３８年下半年，國民黨ＣＣ系開始籌劃在山西開展工作，蔣介石也向閻錫山提出在山西恢復國民黨省黨部。閻錫山認為這是蔣介石對他的壓迫，不予理睬，國民黨中央便設法給二戰(zhàn)區(qū)制造困難。１９３９年年初，山西財政廳廳長王平赴重慶交涉財經(jīng)費及有關后方情況時，曾受多方刁難。蔣介石對閻錫山在山西搞的一套也頗為不滿，并再施拉攏李生達的慣技，派門炳岳牽線，把傅作義從閻錫山手下拉走。

盡管閻錫山和蔣介石之間貌合神離，勾心斗角，可是在反共問題上，卻誰也離不開誰。由于新軍和犧盟會日益發(fā)展壯大，引起了只是想利用一下犧盟會和新軍的閻錫山的不安，他本能地產(chǎn)生了大權旁落之感，害怕自己這個犧盟會會長和司令長官被架空，因此開始積極反共，蔣介石要反共也必須借助閻錫山。

１９３９年，閻錫山派梁化之去重慶國民黨中央訓練班受訓，還參加以陳誠為首的“三青團”代表會議，受到蔣介石特別重視。蔣介石親自接見梁，對他說：“閻先生同共｜｜產(chǎn)黨斗爭是有經(jīng)驗的，在這方面閻先生無論有什么困難，中央一定無條件地予以支援?！绷夯貋砗螅愬a山便設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下令所有的高級干部都參加國民黨。不久，閻錫山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發(fā)動了“十二月事變”。

蔣介石利用閻想依靠他的力量恢復在晉東南統(tǒng)治的企圖，借反共之機把閻錫山的勢力排擠出晉東南，閻錫山非常后悔自己引狼入室，發(fā)出悲嘆：“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蔣。”但又無可奈何，只能一面表示聽從國民黨中央，一面暗中節(jié)省國民黨撥下的軍費，加強組織，鞏固自己地位。為了鞏固實力，重整隊伍，他決定離開秋林，將戰(zhàn)區(qū)司令部移往山西吉縣。

１９４０年４月間，閻錫山偕趙戴文從秋林渡河遷駐吉縣南村坡，以“表示前進”。由于南村與“難存”諧音，閻錫山就把南村坡改為“克難坡”，把戰(zhàn)區(qū)司令部駐地稱為“克難城”。這樣，一來表示要在不斷的克服困難中存在發(fā)展的決心；二來表示“克去‘南村’”，便能住下去了，他還把１９４２年命名為“克難年”。果真，他在這里一住便是５年，直到抗日戰(zhàn)爭前夕下山摘“桃子”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