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６）亦可照此分析、講解。

總之，“來”“去”的教學不宜平均使用力量，特殊部分、難點部分重點講授。同時，配以相關部分的大量練習，然后針對學生練習中出現(xiàn)的問題（特別是帶有共性的問題），再分析、再操練，必要時可營造—個交際環(huán)境，組織學生分角色進行“來”與“去”的實地操練，才可能有助于學生將語言知識轉化為語言交際能力。

３隨機復習強化記憶

語言知識、規(guī)則的掌握和語言能力的培養(yǎng)，非一朝一夕之事。對教師來說，一方面要讓學生不斷“知新”，另一方面，也要讓他們時時“溫故”?！皝怼薄叭ァ眴栴}是個難點，要想學生攻克這個“堡壘”，真正會用“來”與“去”，必須注意幫助其鞏固所學的“來”“去”的知識和使用規(guī)則。只有把對語言知識和規(guī)則的短時記憶變?yōu)殚L時記憶，才能談得上學以致用。

筆者這里所說的“隨機復習”，是指教師在以后的教學過程中，遇到先前教授過的“來”“去”這個語言點時，要有意識地“點”一下，也就是有意識地提高該語言點的復現(xiàn)率，引導學生不斷地回憶、復習。學生大腦記憶庫中有關“來”“去”的知識和規(guī)則，若能經(jīng)常被提取、復述、回憶，則可避免遺忘，加強記憶，從而為進一步將這些知識和規(guī)則運用到語言實踐中創(chuàng)造條件。

好的教學方法是產(chǎn)生好的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何謂“好”？確切地說就是“得當”，就是適合教學內容，適合教學對象。以上關于“來”“去”的教學方法，只是筆者個人對外國學生進行“來”“去”教學的—個經(jīng)驗小結，屬“一孔之見”，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肯定達不到“最好”。相信對外漢語教學領域的專家、同仁們已經(jīng)或將會總結出更好、更有效的教學方法，筆者愿與之一道，在這一方面繼續(xù)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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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趙金銘漢語可以這樣教——語言技能篇，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１年４月。

比喻的中外文化差異與內涵

一、漢語言與漢文化的關聯(lián)

語言和文化水乳交融，互相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一方面，語言對文化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像漢語言，不僅記錄著漢民族文化史，傳播著漢文化，而且也創(chuàng)造了并繼續(xù)創(chuàng)造著漢文化。比如：有一些文化現(xiàn)象是因了漢語言（主要是語音方面）的特點而產(chǎn)生的。

源于漢語的文化現(xiàn)象文化意味

南方人過年要吃年糕。年夜飯一定要有魚這道菜。過去即使在不出產(chǎn)魚的山區(qū)。人們也用木頭刻成魚的形狀，擺在餐桌上。

“年糕”諧音“年高”：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高?！棒~”諧音“余”：藉此表達連年有余的良好企盼。

婚床上放棗子、白果、花生。“棗子”諧音“早子”：早生貴子。“白果”諧音“百果”：多子多福?！盎ㄉ保夯ㄖ纫泻?，也要生女孩，品種齊全。

前面生的是女孩，盼生男孩，于是給女孩起名叫“銀娣”、“招娣”、“來娣”等?！般y娣”諧音“引弟”：引來、招來弟弟。

給老人送禮不能送鐘?！八顽姟敝C音“送終”：不吉利。

不能給夫妻、情侶送傘?！皞恪敝C音“散”：分開。

關系親密的人不能分梨吃。“分梨”諧音“分離”。

年節(jié)串門、探視親友送蘋果。“蘋”諧音“平”：平安。

要號碼喜８，不喜４?！埃浮敝C音“發(fā)”：發(fā)財、發(fā)家。“４”諧音“死”不吉利。

漁民吃魚，一面吃不完不能給魚翻身，而是剔去骨頭再吃另一面?！胺保捍送觥?/p>

近些年來，生意人吃宴會喜歡點發(fā)菜?！鞍l(fā)菜”諧音“發(fā)財”。

另一方面，文化反過來也會影響并制約著語言的運用。例如：

漢語言現(xiàn)象文化來源

男前女后的稱謂習慣：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公婆、夫妻、父母、兒女、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阿姨、大伯大媽……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

諺語：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意思是：平時沒有準備，臨時慌忙應付。佛教

歇后語：老太婆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形容話語或文章內容貧乏，冗長。封建時代強迫婦女纏足的陋習。

習慣說法：鼎足之勢、三足鼎立。比喻三方面對立的局勢。中國古代煮東西用的器物，三足兩耳。

稱謂：官人，歷史上一度成為對男子的尊稱以及妻子對丈夫的稱呼，不論其是否真的是做官之人。封建時代形成的官本位意識。

罵人話：小娘養(yǎng)的。意思是小老婆生的。封建社會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

透過這些語言現(xiàn)象，不難窺見漢文化的蹤影。

關于漢語言和漢文化互相影響的例子不勝枚舉。下文著重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就文化因素對比喻的影響進行分析。

二、民族文化對比喻的影響

比喻是最古老、最常見的一種修辭方式，它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語言之中。比喻不僅是一種語言現(xiàn)象，也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我們知道，比喻的構成有三個要素：本質相異的兩個事物本體和喻體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似點，而相似點又是比喻的靈魂。雖說從物理角度看，事物之間的相似點是客觀存在的，但如何發(fā)掘并利用這些相似點為說寫者服務，則要受到特定社會的文化傳統(tǒng)和心理因素的制約，因此，“對比喻的開發(fā)和利用，對比喻的評價和鑒賞，從根本上看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王希杰修辭學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２３頁。

文化是復雜的，具有多元性，不同的社會各有其自身的文化規(guī)范，這種規(guī)范是長期形成并代代傳承的，所以也是相對穩(wěn)定的，該社會集團的成員一般都會遵從于它。惟其如此，作為文化現(xiàn)象之一的比喻亦帶上了濃郁的民族色彩。我們不妨以動物詞語的喻義為例，探究其與文化的密切聯(lián)系，以及它們是如何負載了民族文化內涵的。

（一）不同文化中相同詞語喻義的差異

不同的語言，在詞語喻義的聯(lián)想方面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相異性。

鳳凰（ｐｈｏｅｎｉｘ），它是我國傳說中的百鳥之王，源自古代東夷人昊氏族的圖騰，后又與其他動物圖騰融合成為一種神異之鳥，比喻罕見、珍貴之物，象征祥瑞。成語有“鳳毛麟角”，指稀少而珍貴的人或事物；俗語有“雞窩里飛出金鳳凰”，意思是寒微家庭或惡劣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了出類拔萃的人物。但在英語中，ｐｈｏｅｎｉｘ是古埃及神話傳說中的一種“不死鳥”，據(jù)說在阿拉伯沙漠上生存五六百年，臨死前為自己筑了一個巢，里面鋪滿香料，它在唱完一支凄涼的挽歌后，用翅膀扇火，將自己燒為灰燼，然后從灰燼中又誕生出一只新的ｐｈｏｅｎｉｘ。西方文化因此視鳳凰為“死后再生”的象征。英語中的ｐｈｏｅｎｉｘ便有“再生”、“復活”的涵義。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ｌｉｋｅａｐｈｏｅｎｉｘ，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ｒ（宗教就像鳳凰一樣，在戰(zhàn)爭的灰燼中又復活了）。

類似的動物還有龍（ｄｒａｇｏｎ），也是中西方文化中傳說的一種動物。在中國文化中，龍是能興云降雨的神異動物，集權威、高貴、力量、吉祥于一身。古代帝王稱自己是真龍?zhí)熳?，他們的臉要敬稱為“龍顏”，身體貴為“龍體”，所穿袍子曰“龍袍”。中國的父母們希望孩子長大成才，叫做“望子成龍”；給男孩子起名喜用“龍”字，如“李小龍”、“成龍”等。許多屬相是蛇的人，避諱蛇，美稱自己是“小龍”……凡此種種，在中國這“龍”的故鄉(xiāng)，“龍”的文化被注入了博大深厚的“龍”的精神，“龍”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中國人以“龍的傳人”而自豪。然而，在英、美等西方國家，ｄｒａｇｏｎ卻是一種面目猙獰、滿嘴噴火、制造災禍、殘忍兇暴的碩大怪獸，等同于“邪惡”，深為人們所厭惡。圣經(jīng)中的魔鬼撒旦就被稱作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ｒａｇｏｎ，口語中也常用ｄｒａｇｏｎ來比喻兇惡的女人，如：Ｓｈｅｉｓａｒｅａｌｄｒａｇｏｎ，ｙｏｕ’ｄｂｅｔｔｅｒｋｅｅｐ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ｈｅｒ（她是個母夜叉，最好離她遠一點兒）。中西文化的差異孕育了同—動物詞語的不同文化內涵，體現(xiàn)了語言的相對性。

（二）不同文化中詞語喻義的零對應

一種語言有一種語言的文化積淀，承載著特定的文化內容。由于不同民族的生存環(huán)境、生活方式、社會心理等的不同，往往會帶來這樣一種現(xiàn)象：某個動物詞語在這種語言中被賦予了豐富的喻義，而在那種語言中卻沒有：反之，亦然。

在英國社會，人們習慣上以ｃｒｅａｍ（乳酪）喂貓，而貓又喜在壁爐的磚墻上取暖，因此，英語中就產(chǎn)生了與貓相關的習語，如Ｌｉｋｅａｃａｔｓｗ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ｈｅｃｒｅａｍ（洋洋得意）；Ｔｈｅｃａｔｓｈｕｔｓｉｔｓｅｙｅｓｗｈｅｎｓｔｅａｌｉｎｇｃｒｅａｍ（掩耳盜鈴）；Ｌｉｋｅａｃａｔｏｎｈｏｔｂｒｉｃｋｓ（像熱鍋上的螞蟻）?？蓾h語中很少有與貓有關的類似的表達，中國人甚至對這樣的表達感到難以理解。反過來，在蠶文化源遠流長的中國，蠶吐出的絲所織成的絢麗絲綢深受國人喜愛，因此蠶的奉獻精神也深深地印刻在人們的心里，打上了不可磨滅的文化烙印，不朽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就是個力證。然而，在英國人的眼里，蠶（ｓｉｌｋｗｏｒｍ）只不過是—只小小的蟲子，絕無中國人這般豐富的聯(lián)想。

（三）不同文化中相同喻義可能對應不同詞語

如果說，某些動物詞語在一種語言里具有特定的文化涵義，而在另一種語言里卻缺乏對應，這是文化差異給動物詞語刻上的文化印記，那么，不同的動物詞語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具有相同的聯(lián)想喻義（即：相同喻義對應不同詞語），則是文化差異對語言施加影響的另一種表現(xiàn)。

牛和馬在中國社會和英國社會引發(fā)的聯(lián)想意義就不乏相同之處。漢人生活于農(nóng)耕社會，很早就使用牛作為生產(chǎn)工具，而英人早期的生產(chǎn)、生活的主要工具則是馬，兩種動物在兩個社會都可以象征力量、實干等，漢語一般用牛來形容力氣大，如：“他有股牛勁兒”、“力大如?！?；人們稱有實干精神的人為“老黃牛”。而英語要用馬（ｈｏｒｓｅ），如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ｓａｈｏｒｓｅ（力大如馬），ｔｏｗｏｒｋｌｉｋｅａｈｏｒｓｅ（苦干、實干）。就連同樣是比喻“說大話”，漢語、英語也是牛、馬分明，漢語說“吹牛”，英語用ｔａｌｋｈｏｒｓｅ。其他還有：漢語的“貓哭老鼠”對英語的ｓｈｅｄ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ｔｅａｒｓ（鰐魚的眼淚）；“甕中之鱉”對ａｒａｔｉｎａｈｏｌｅ（洞中老鼠）；“攔路虎”對ａｌ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路中獅）；“叫公雞下蛋”對ｔｏｍｉｌｋｔｈｅｂｕｌｌ（讓公牛產(chǎn)奶）……

（四）詞語的褒貶喻義飽含民族情感

無論是被哪個民族用作喻體來打比方的動物，倘若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它們都是一種客觀存在（即使是想象中的動物，也有其想象的客觀基礎），各是生物鏈中的一環(huán)，自有存在的理由與價值，本身并無好壞之分，之所以具有或正面或反面的喻義，是因為受制于社會的文化傳統(tǒng)、心理狀態(tài)和審美價值取向。以漢語為例，同樣是拿動物打比方，有些動物被賦予了正面的文化意義，而另一些則被賦予了負面的文化意義，并且約定俗成，以語詞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正面形象

藏龍臥虎：比喻潛藏著的人才。

龍騰虎躍：形容威武雄壯，非?；钴S。

虎頭虎腦：形容兒童健壯憨厚的樣子。

虎將：勇猛善戰(zhàn)的將領。

虎勁：勇猛的勁頭。

千里馬：比喻才能出眾的人。

鳳毛麟角：比喻稀少而可貴的人或事物。

雞窩里飛出金鳳凰：寒微家庭或惡劣的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了出類拔萃的人物。

鶴立雞群：比喻一個人的才能或儀表在一群人里頭顯得很突出。

搭鵲橋：民間傳說中喜鵲為牛郎織女七夕相會而搭橋。比喻為未婚男女牽線撮合，成其美事。

鴛鴦：比喻情侶。

比翼鳥：傳說中總是雌雄同飛的鳥。比喻恩愛夫妻。

負面形象

狼心狗肺：比喻心腸狠毒或忘恩負義。

狼狽為奸：互相勾結做壞事。

狼子野心：比喻兇暴的人用心狠毒。

披著羊皮的狼：指偽善的惡人。

中山狼：比喻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的人。

狼奔豕突：比喻成群的壞人亂竄亂撞。

肥豬：（罵人話）指胖人。

笨得像豬：極言某人不聰明。

豬窩：形容住處又亂又臟。

雞窩：形容頭發(fā)亂七八糟。

野雞：站街拉客的妓女。

鴨子：為富貴女人提供性服務的男人。

蠢驢：極言人之愚蠢。

抱頭鼠竄：形容急忙逃走的狼狽相。

賊眉鼠眼：形容神情鬼鬼祟祟。

烏鴉嘴：說話不吉利的人。

地頭蛇：比喻在當?shù)貦M行霸道、為非作歹的人。

美女蛇：比喻以姿色引誘他人的女人。

蛇蝎心腸：比喻人的狠毒。

以上漢民族經(jīng)常選用的動物喻體，折射了它們在漢民族的社會生活、文化以及社會心理上不同的地位，從而凸顯出漢民族在用喻方面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特點。

由于各民族文化歷史發(fā)展的淵源不同，孕育文化的土壤各異，那些超出了動物形象之符號代表意義的動物詞語，明顯地染上了民族文化的個性色彩，飽含了民族的好惡情感。再如，有些在漢文化中屢遭貶斥的動物詞語，在其他某種文化中可能卻大相徑庭，備受褒揚。

漢文化別種文化

狗貶義居多褒義：忠誠

狗膽包天：指人膽大妄為。

狗仗人勢：比喻仗勢欺人。

狗尾續(xù)貂：此喻拿不好的東西接到好的東西后面，顯得好壞不相稱（多指文學作品）。

狗屁不通：指毫無可取之處的話語或文章。

喪家之犬：比喻失去靠山，到處亂竄，無處投奔的人。

狗腿子：指給有勢力的壞人奔走幫兇的人。

哈巴狗：比喻馴服的奴才。

癩皮狗：比喻無恥耍賴之人。

落水狗：比喻失勢的壞人。

狗咬狗：比喻壞人之間互相傾軋爭斗。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比喻壞人嘴里說不出好話來。

狗改不了吃屎：比喻壞人本性難移。

狗吃屎：嘲笑人身體向前跌倒的姿勢。

龜貶義居多褒義：長壽的代表

龜縮：比喻像烏龜?shù)念^縮在甲殼內一樣，躲藏在里面不出來。

縮頭烏龜：嘲諷妻子紅杏出墻的男人。

烏龜王八蛋：罵人話。

狐貍貶義褒義：漂亮聰明

狐貍精：（罵人話）指妖媚迷人的女子。

狐媚：用媚態(tài)迷惑人。

狐貍尾巴：比喻終究要暴露出來的壞主意或壞行為。

狐假虎威：比喻依仗別人的勢力來欺壓人。

狐群狗黨：比喻勾結在一起的壞人。

狐朋狗友：比喻品行不端的朋友。

老狐貍：比喻狡猾的人。

蒼蠅貶義褒義：勇敢

蠅營狗茍：像蒼蠅那樣飛來飛去，像狗那樣茍且偷生。

可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語言的詞匯有些除了具有概念意義（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外，還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ｉｏｎ），像動物詞語，在漢、英語言中的文化內涵就不盡相同（如前例）。從文化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的角度來觀察，同一種動物在不同語言中的文化內涵，有的相反，有的相對，有的則是零對應（如前例）。不過，也有相同的，比如：

在漢、英社會，一生忙碌、釀造甜蜜的蜜蜂（ｂｅｅ），都成了“勤勞”的象征：漢語用來喻指“勤勞的人”，英語說ａｓｂｕｓｙａｓａｂｅｅ（像蜜蜂一樣忙碌）。會模仿人類發(fā)音的鸚鵡（ｐａｒｒｏｔ），漢語用于“只會人云亦云，沒有獨立見解的人”，英語也有“ｐａｒｒｏｔｆａｓｈｉｏｎ”（鸚鵡學舌般）的說法。關于愚笨的驢子（ａｓｓ），漢語早就有“黔驢技窮”的成語，“蠢驢”常用以指稱蠢笨之人，英語也有類似的形容法，如ａｐｏｍｐｏｕｓａｓｓ（一個浮夸的笨蛋），ｍａｋｅａｎａｓｓｏｆｏｎｅｓｅｌｆ（自做蠢事，出洋相）。

不同文化對詞語喻義的這種共性聯(lián)想來自于詞匯所指，來自于人們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背景所存在的共性以及人類對自身的價值標準所達成的共識。

文化具有兩方面的特點：共性和相對性。語言亦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像漢民族一樣，其他民族在世界萬物中遴選喻體并巧妙地使之與所要描繪、說明的事物、現(xiàn)象或道理之間建立某種聯(lián)系而培育出的比喻之花，也一定是植根于那個民族肥沃的文化土壤中的。

基督教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雙重演進

日本國立巖手大學亞洲史專家深澤秀男教授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國現(xiàn)代化與基督教。全書分為四個部分：

一、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基督教

二、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中國基督教徒

三、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外國傳教士

四、日本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附錄：日本的現(xiàn)代化和基督教

深澤教授在書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過去，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曾有一個把基督教史的研究視作對帝國主義走卒的研究的不幸的時期，如今，中國人的教會和基督教徒并非帝國主義的走卒這一事實正在得到確證。本書力圖從實事求是的立場出發(fā)，對基督教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所產(chǎn)生的作用進行客觀的檢討?！?/p>

在第一部分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基督教中，作者首先通過“概觀”概括地說明了中國近代史和基督教史的關系。文中分別論述了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與基督教的具體聯(lián)系，由此闡明了在中國近代史上基督教所起到的作用。

在太平天國和基督教一章中，著者認為：為了推進自身的革命運動，太平天國領袖采用了基督教教義中倫理的側面作為自己的理念，從而辨明了太平天國宗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間的起承轉合。變法運動和基督教則以戊戌變法為歷史背景，著重通過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國早期基督教徒容閎的活動，探討了外國傳教士對中國基督教信仰者所發(fā)動的戊戌變法運動的參與和作用?，F(xiàn)代中國的基督教會則是作者于１９９０年在實地探訪中國教會、神學院和大學的基礎上，寫出的一篇生動翔實的報告。著者力圖在了解當代中國基督教會實態(tài)的同時，將近代和現(xiàn)代的中國政治與基督教之間的關系進行比較。著者認為：無論是在孫中山的時代還是在今天，也無論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的聯(lián)系多么錯綜復雜，基督教的民主的性格得以持續(xù)地發(fā)展和傳揚則為不爭的事實。

第二部分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中國的基督教徒，首先以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早期基督教徒之一、并對洋務運動以至辛亥革命都產(chǎn)生過影響的容閎為例證，通過容閎的自傳，解明了容閎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上的作用。接著，著者又以總理過太平天國朝政、力圖在當時推進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洪仁玕為例，通過探討作為基督教徒的洪氏及其代表著作資政新篇，說明作為基督教徒的洪氏對太平天國的重大和特殊的貢獻。最后，著者論述了作為基督教徒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運動的歷史性的關聯(lián)。著者認為，由于共同的信仰之緣故，孫中山得到基督教信友們的有力支持，這也是他革命得以成功的一個方面。

第三部分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外國傳教士則探討了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上所發(fā)揮的作用。所論述的人物包括：曾翻譯過萬國公法、撰寫過中西聞見錄選編、并擔任同文館館長和北京大學校長的美國人丁韙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主編出版過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教會新報、萬國公報，著有中東戰(zhàn)紀本末，并創(chuàng)辦中西學院的美國人林樂知（ＹＡｌｅｎ）；以及應改革家翁同龢之邀而向中國官僚提出新政策的英國人李提摩太，他曾參與山東、山西的饑餓救濟運動，由此而痛感中國政治之腐敗、改革之必要，他后來成為大學會督辦和強學會會員，對變法運動發(fā)揮過影響，和孫中山保持過密切的交往。

第四部分日本的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則以目錄學的方法，全面而周致地回顧與瞻望了日本學者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歷史與前景。值得稱道的是，該文是作者在１９９８年應香港浸會大學李金強主編之邀，為中國近代基督教研究集刊創(chuàng)刊號所撰寫的一篇日本論文。在李教授的安排下，該文的中文本翻譯由容閎的后人、日本亞細亞大學的容英萸教授擔當。這也許是一種巧合，卻在不經(jīng)意間構成了中國近代基督教史研究領域里中日兩國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一段佳話。

附錄日本的現(xiàn)代化和基督教中，包括美國女傳教士眼中的盛岡和從勞動世界報看勞動與宗教的關系兩章，則分別為作者為其所在教會所作的教會史研究的一部分，以及對明治時代歷史人物的宗教觀、勞動觀的考察。從女性視角、勞動運動和宗教傳播的關聯(lián)中，透視基督教對日本現(xiàn)代化所產(chǎn)生的影響。

深澤教授在書中以時間為線索，以人物為重點，在點與線的立體交叉中，描述了基督教與中國現(xiàn)代化交互影響與作用的雙重軌跡。論述的人物兼及中外，探討的內容既涉及基督教文化對中國現(xiàn)代化影響的物質的層面（如新聞、出版、翻譯事業(yè)的開拓、現(xiàn)代醫(yī)療和學校教育的創(chuàng)設等等），也深入到中西文化急劇沖突與漸進轉化的意識形態(tài)之深層。在接受與拒斥、彷徨與苦痛、激昂與沉寂中，基督教文化和精神通過一代杰出的中國基督教信仰者和改革家，以及優(yōu)秀的外國傳教士的忘我無私的勞作，最終為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不斷提供新的精神視野和發(fā)展的契機。著者以聚沙成塔的方法，在書中引用大量翔實的中外文文獻史料，使文章的觀點得以確立。同時，由于著者在撰寫單篇論文的基礎上，兼及全書的宏觀布局和構筑，使全書各章節(jié)呈現(xiàn)出渾然的整體感，給閱讀者以一種“橫看成嶺側成峰”效果。這在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專著中是難能可貴的。

在解讀全書的同時，人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在該書的字里行間浸透著一位日本學者對中國、中國現(xiàn)代化和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執(zhí)著與誠摯，這種熱忱執(zhí)著幾乎貫穿了著者的一生?，F(xiàn)已年逾花甲的深澤教授在這部新著的后記中寫道：

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在恩師的宿舍里，讀到了隅谷三喜男的名著近代日本的形成和基督教，從此對近代化和基督教產(chǎn)生了興趣。在東京教育大學（即今天的筑波大學），我專攻亞洲史，在名師們的指導下學習基督教學和中國基督教史。另外，當年年輕的我在四周學院大學當副教授時，曾專程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作了一年基督教史的研究。從大學時代直至今日，４０多年過去，當我解明了基督教對中國現(xiàn)代化所產(chǎn)生的作用時，我已在巖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迎來了自己的退休之年。

關于深澤秀男教授的印象，亞洲史諸問題——這本由日本、中國和香港兩國三地學者共同撰寫的國際學刊——的日語編后記中做過這樣的描述：

深澤教授經(jīng)常提及世界主義者（Ｃｏｓｍｏｐｌｉｔｒａｎ）這個詞。平日里，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交替使用古舊的電動打字機和嶄新的電腦，編織他彩虹般的學術之夢。他也不斷用國際電話、傳真和ｅｍａｉｌ，與國際學術界的友人保持密切的往來。

在教學研究之余，先生常常和學生們一道翻閱書架上各種大型外國語詞典和外國地圖冊。在這樣的時刻，這位生活在島國的日本教授的思緒，也許已然越過海洋，飄向古老的中國大陸和遙遠的巴爾干半島。

“以他人為重”——這也許是深澤教授學術生涯的不同凡響之處吧。

相信讀過深澤教授新著的朋友一定會獲此同感。

美國學者芮效衛(wèi)與金瓶梅

久居南京，一旦留駐異邦，自不免對故地勝跡夢回縈繞。尤其是夫子廟里的雕梁畫棟、鼎沸人聲，秦淮河畔的綠柳飛鶯、槳聲燈影，皆由于歲月的悠遠、山海之遙隔而如夢如煙。誰料想，新大陸上尚有一位與筆者“有此同感焉”的美國學者，他就是國際金瓶梅研究界知名重鎮(zhèn)、今年九十有六的芝加哥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芮效衛(wèi)。

芮先生原名大衛(wèi)·羅伊（ＤａｖｉｄＴｏｄＲｏｙ），父母是３０年代來華的長老會傳教士。芮先生與其胞弟芮效儉（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ｐｌｅｔｏｎＲｏｙ），也就是美利堅第三任駐華大使（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均在中國生長。由于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熏陶，芮先生對中國文學的興趣終身不衰。自１９６７年執(zhí)教芝大以來，他從事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的教學、研究近３０年。１９９３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芮氏的最新英文譯本金瓶梅。該書不僅設計精美，裝幀豪華，而且真正稱得上“洛陽紙貴”——欲購全套５冊約需１５０美金以上。研究界普遍認為，該書的出版為廣大中國文學愛好者期待已久，“作為一部世界文學不朽名著的第一個完整的英譯本，它將立刻取代所有現(xiàn)存的英文殘本和刪節(jié)本?！痹u論者還盛贊此書是芮氏“畢生學術生涯的頂峰，也是他對于傳統(tǒng)中國文明所有階段的博大學問的總括”?！绑w現(xiàn)了一種傾其畢生心力于龐大漢學研究分支的細致周密的學識。”（普林斯頓大學學者ＡｎｄｒｅｗＰｌａｋｓ語）

說來有緣，芮氏兄弟均在南京城里生活多年，而且是從這里開始其漢語和漢學的啟蒙教育的。芮先生回憶說：“１９４９年夏天，在南京，我還是一個１６歲的中學生，在母親的一再敦促下，我和弟弟一起啟蒙學習漢語?！毙疫\的是，在隨后的１０年間，他師從名家，涉獵廣泛，先后研習了中國詩歌、文言文和語法，以及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學。

談起怎么會從事起“金學”研究來的，芮先生自認這與南京、尤其是南京夫子廟有一段難以割舍的奇妙因緣。他頗有感情地回憶道：“我第一次意外地發(fā)現(xiàn)科雷門特·愛吉爾頓的金瓶梅英譯本，是１９４９年在南京大學圖書館?！表槺阏f一句，英人愛氏（ＣｌｅｍｅｎｔＥｇｅｎｔｏｎ）的英譯本是在老舍先生幫助下，根據(jù)第一奇書譯出的百回本，１９３９年出版于倫敦。由于當時英國出版法規(guī)的限制，某些段落以拉丁文譯出。芮先生接著說，“１９５０年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不久，我在夫子廟買到了我的第一套金瓶梅詞話?！睙o獨有偶，１９５５年１月，當時已身在日本的芮氏竟在東京的夫子廟書店購到了另一部張竹坡評點的金瓶梅。近２０年來，芮氏撰寫了一系列有關張竹坡批語的理論分析研究論文，頗獲好評。芮先生引起國際金學界震動的論文是湯顯祖撰金瓶梅。

幾十年后的今天，問起芮先生對南京夫子廟還有什么印象？他說：“在當時的南京，夫子廟地區(qū)遍布舊書肆和古董店，它們和孔夫子的廟宇相互毗鄰，僅一墻之隔?！睘槭裁窜窍壬鷷δ暇┑姆蜃訌R有如此之深的印象？他風趣地說：那是因為“在夫子廟附近，我得以買到了我最早的一套金瓶梅。即使是在幾十年后的今天，我以孔子的觀點來闡釋金瓶梅，那也是一種納博科夫式的巧合（Ｎａｂｏｋｏｖｉａｎ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芮氏在這里提及俄裔美國小說家納博科夫，實在別有一番深意。許多讀者都知道：納博科夫寫過一部名噪天下的小說洛麗塔，那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從古老歐洲移居美國的文學教授，他由于自幼對異性小伙伴一往情深，以至于在小女孩夭亡之后許多年仍心存初戀、無以自拔，竟對繼女洛麗塔如醉如癡起來。如果不避牽強附會之嫌的話，在美國金學家和南京夫子廟以及金瓶梅“這部誘人的謎一樣的作品”（芮氏語）之間，是否也存在一種如醉如癡的戀情？誰是男主人公？誰是洛麗塔？答案不妨由諸位讀者去自由聯(lián)想。另外，在芮先生看來，金瓶梅在修辭特征上的現(xiàn)代性，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這部以描寫性愛而著稱于世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也標志著人類敘述藝術的一種發(fā)展。所以，芮先生在他那篇長達３２頁的英譯者序中，開篇第一句便是：“金瓶梅是一部卷帙浩瀚、意蘊繁富，爐火純青的小說。其構思與結構具有驚人的現(xiàn)代意味?！?/p>

當話題轉入金譯本的具體譯事，芮先生坦陳，“像所有學習中國小說和戲劇的學生一樣，我從鄭振鐸、孫楷第、吳曉鈴、徐朔方、夏志清等人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中獲益非淺?！薄敖?jīng)過許多年反復的閱讀，尤其是１９６７年執(zhí)教于芝大以來，我開始考慮我從金瓶梅中所看到的、尚未被別人所揭示出來的東西。但是，我如果不是站在那些偉人的肩頭，我就不會對金學研究有所貢獻?！避擒嗡Q的“偉人”包括：１７世紀的張竹坡，２０世紀的中國學者吳晗、姚靈犀、馮沅君和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韓南（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ａｎａｎ）。芮先生說：“他們的著作不僅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也構成了我經(jīng)久不衰的靈感源泉。”難怪人們指出，芮氏對金瓶梅的完整翻譯和評注，其自身便是一項“驚人的成就”，這不僅表現(xiàn)在譯者全面而公正地對待原書及其作者，而且以忠實生動的譯文，再現(xiàn)了原書的繁復與光彩，是一幅“精細編織的修辭學花毯”。翻閱芮氏譯本，始信此言不虛。就筆者手邊的第一卷而言，在全書６１０頁的篇幅中，譯文前面的“譯序”和譯者編排的“人物表”就長達９０頁。在五個附錄中，僅譯注、背景資料和索引又占去１６０頁。芮氏煉就的這塊“真金”，雖不敢說已將中外古今“金學”成果熔于一爐，至少，也可以說此公過后，再難為繼矣。

不過，話得說回來。如果當初沒有金陵城里的漢語“啟蒙”，沒有南京夫子廟里和東京夫子廟里的書肆奇緣，如今到哪里去成就國際“金學”界這番驚人偉業(yè)？恐怕只好落下個小小的懸疑，供后人猜想去了。

華人史學家與萬歷十五年

黃仁宇（１９１８２０００）是當代美國華裔著名歷史學家。湖南長沙人，天津南開大學肄業(y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抗戰(zhàn)期間曾擔任國民黨軍下級軍官；后任陸軍排長及代理連長。１９４３年加入駐印聯(lián)軍，任上尉參謀。１９４４年５月曾在緬甸負傷，獲得陸?？哲娨坏泉務??？箲?zhàn)結束，任少校參謀。１９４６年經(jīng)全國考試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后任國防部參謀。１９５０年退伍。再度赴美，于密西根大學獲博士學位（１９６４）。先后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１９６８１９８０年任紐約州立大學ＮｅｗＰａｌｔｚ分校教授。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病逝于紐約，享年８２年。著有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書。曾參編明代名人傳和劍橋中國史。

萬歷十五年，用英文寫就，書名為“１５８７：ＡＹｅａｒｏｆ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意思是“１５８７年，一個沒有重要意義的年頭?！贝艘粫凑咽咀髡邭v史觀的非比尋常。在書中，這位“大歷史”觀的發(fā)明者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文體，他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謹嚴的學識和博通的史觀熔于一爐，使學術著作成為大眾的精神美食。黃先生開篇說：“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這也就自然而然地略除了不少業(yè)余愛好者專注于“驚天動地大事件”的獵奇眼光。書中，人們緊隨作者的筆鋒，透過看似平靜的歷史海面，探詢傳統(tǒng)文化的大陸架如何突降為海床，辨析歷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有學者指出，黃仁宇是一個“寬厚和成熟的歷史學家”，他的作品“通俗而有穿透力”。的確，當我們初讀萬歷十五年的時候，只覺得寫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卻一時半會兒說不出來，只覺汪洋恣肆，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如果我們一旦找到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潛規(guī)則”這個意識角度，開始留心歷史活劇中那些不明說的規(guī)矩，即：隱藏在正式規(guī)則之下，卻在實際上支配著中國社會運行的規(guī)矩之后，我們再看萬歷十五年，就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繞來繞去一直想說明白卻沒有明白說出來的，正是這個“潛規(guī)則”。其實，作者很清楚，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那些公開宣稱的正式規(guī)范運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只是說說而已。至于那個社會到底是按照什么規(guī)則運行的，對其形成機制究竟應當如何進行分析追究，書中雖語焉未詳，但作者確實抓住了要害。他把水燒到九十九度，但還差那么一把火卻故意不燒到沸點，這種寫法，無疑給讀書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的空間。

人們考察黃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難發(fā)現(xiàn)：他“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一點迥異于以儒家傳統(tǒng)為中心的正史觀。而重歸納、重綜合、且試圖從長時段看歷史的研究風格，也不同于美國漢學界主流的“顯微鏡”眼光，倒是深得法國年鑒學派之神髓。同時，黃先生的歷史著作還有一種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他站在現(xiàn)代的立場上看待傳統(tǒng)，分析現(xiàn)代型的經(jīng)濟體制不能從傳統(tǒng)社會的架構中脫胎出來的原因，說明在中外歷史上，以現(xiàn)代商業(yè)組織代替?zhèn)鹘y(tǒng)的農(nóng)業(yè)組織的具體過程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本書中，黃仁宇以一個史家的通達心態(tài)有意給歷史留出許多縫隙。他看重具有宏觀信息的歷史細部，體現(xiàn)出感性和理性的交融。當然，歷史專業(yè)的研究者難免會提出質疑；不過，就算當代史學大師湯因比也會有不少史實錯誤，卻并不妨礙其歷史研究一書成為偉大的經(jīng)典。誠然，在萬歷十五年中，黃仁宇不時會跳出歷史學家的職分，一如小說家那般，去推測他書中人物的動機和內心世界；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著萬歷十五年由于接近小說的寫作，而不構成歷史的探究。如果說該書是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恐怕還是比較符合實情的。